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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农民工早日摆脱身份印记王宏恩

2019-10-09

又值“春运”,北京各大车站人潮汹涌,票价上涨、媒体呼吁,都未能改变一票难求的现实。而在春运中需求最切、受罪最苦的群体,无疑就是我们都十分熟悉的“农民工”。有人曾评论说,每年春运时节数千万农民工的返乡巨流,构成了世界上和平时期最为壮观,甚至不无悲情的集体大迁徙。而在这迁徙的背后,则是伴随着中国工业化、都市化进程而日益显露出的制度之困。

而伴随春运高潮同时出现的,还有若干以农民工为主角的新闻:在刚刚结束的各地“两会”上,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分别再次提出了城市人口控制目标。与以往不同的是,各地提出人口控制目标的同时,并没有沿着惯有的思路,将行政手段视为控制人口的最方便有效的“门槛”,同时也对人才的评价标准,进行了重新修正,“五不惟”的新评价标准,使农民工也有望以“人才”的身份在大城市中安居。但无可否认的是,各大城市人口控制目标的提出,对于大部分试图在其中打工的城市落地生根的农民工来说,并不是太好的消息。

而比较乐观的消息,则出自昨天新华社刊发的一组报道。首先,“工会与农民工心连心”春节慰问演出在京举行。虽然有幸亲临现场观看演出的农民工不过千余,更多的农民工仍然在为如何登上回家的列车忧心,但“工会与农民工心连心”的主题,还是传达出中央政府高度关注农民工所面临的维权困境,并做出相应制度安排的正面信息。农民工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恶劣、基本权益缺少保障,甚至付出血汗却被拖欠工资的艰难处境,固然与他们在所谓劳动力市场“无限供给”环境下所处的弱势地位有关,但保障制度和维权组织的双重缺失,也是进一步固化他们弱势地位的重要原因。在2003年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首次提出了“进城务工人员是工人阶级的新成员,要维护他们的权益,要最大限度地把他们组织到工会中来”。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所作的一项统计表明,1亿左右的农民工已占第二产业岗位的57.6%、商业和餐饮业的52.6%、加工制造业的68.2%、建筑业的79.8%。如此庞大的“工人”群体,却始终以“农民工”的另类身份,游离于城市的边缘和工会组织之外,首先是农民工的不幸,却也是工会之不幸、社会之不幸。在中国目前的现实下,将农民工组织纳入现有工会,或许是维护他们权益的最现实可行的途径。

新华社的报道传达出的第二个正面消息是,2005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今年1月1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五条原则和七项重点工作。五条原则中,“公平对待,一视同仁”被摆在首位,强化了农民工本应获得的与其他群体的平等地位,其他各项原则和办法,都必须在这一基本原则下设计和施行。而在七项重点工作中,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切实为农民工提供相关公共服务,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等,都是社会舆论长期关注和呼吁的老话题。而最后一项的“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大城市控制人口与农民工在城市安居愿望之间的矛盾。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仍占多数的国家,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始终都要伴随着在自由迁徙与人口管理之间寻求微妙的动态平衡。

历史留下的问题,必须有相应的时间方可解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农民工”还是会现实的存在。但承认他们已经事实具备的工人身份,接纳他们进入工会组织,在法律救济、社会保障等制度安排上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是必须尽快走出的第一步。否则,数千万始终在城乡之间徘徊往返的“农民工”,将是中国之耻、社会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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